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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游戏娱乐:田世野 李萍 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基于两种产权理论的比较

发布日期:2022-06-26 04:55:11   来源:天天游戏体育app下载 作者:天天游戏在线登录   浏览次数: 3 次 〖返回列表〗

  原标题:田世野 李萍 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基于两种产权理论的比较

  摘要:基于宏观、历史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范式,我们尝试建立一种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发展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适应农业农村农民职能定位历史性变迁的制度重构过程;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和集体经济职能转型,重塑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过程;是对发展过程中农村土地双重职能动态演变的适应性调整过程;是包含农村土地产权的实现机制,在发展基础上通过配套改革实现从法律权利到经济权利转变的系统演进过程。在对发展的解释上,西方产权理论的核心观点——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有产权无效论,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西方叙事,既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不能客观地揭示产权和发展之间多维、动态的复杂关联。这些根本缺陷使得西方产权理论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逻辑。讲好改革和发展的“中国故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自身实践,加强发展视角下的产权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创新发展。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土地问题始终是关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因此,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应当建立一种发展视角,详细研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内学界并不乏发展视角下的土地产权研究,但相关研究往往更多地从静态的角度论证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某种改革主张,如确权赋能、产权限制抑或放开,很少强调和系统探讨这些改革措施本身的历史性。然而,经济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相应地,“我们对于发展的理解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如相对于工业化的初期转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发展不再被看作主要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是被看作一个组织变化的过程”。这意味着理想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适应发展阶段的转换适时调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此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也历经重大变革与转型。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目的是,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换,研究并试图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发展阶段性动态过程的内在历史关联,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逻辑。当前,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必须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当如何深化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将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追本溯源,发展视角下的产权研究应当建立在对产权理论的详细探讨上。国内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产权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这两种产权理论范式的比较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虽然也经常涉及产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以此为主线对这两种产权理论进行详细比较,并将之应用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问题的专门研究还鲜少见到。我们相信,廓张产权与发展关系这一新视角,将这一理论问题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实践紧密结合,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创新发展、从“三农”角度深刻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辨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产权与发展的关系上,西方产权理论的逻辑链条是用产权来解释发展,将产权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非结果。其核心论点是,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的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的主要逻辑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私有产权界定明晰,能为个人的生产性努力提供有效激励,同时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第二,明晰界定和自由转让的私有产权是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市场又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在西方产权理论看来,产权与发展的上述逻辑是一般性和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发展阶段。这一理论在经济发展上隐含的政策意涵是,只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才能引致和支撑持续的经济发展。然而,这一理论既不能完全解释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道路,也不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指导模式,尤其不能解释中国这样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跨越贫困陷阱、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就明确提出,“财产权利本身实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的原因”。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与发展关系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西方叙事,它所论证的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基于西方特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特殊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与西方产权理论用(私有)产权来解释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反对抽象的绝对必然性,强调发展的特殊性、具体性和差异性,体现了用发展来解释产权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按照唯物史观,作为上层建筑的产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产权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产权的形成和演变是内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发展是因产权是果,应当用发展来解释产权而不是相反。按照这一理论范式,产权一定是历史的,没有适合于一切发展阶段的产权制度,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自然应当适时调整。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解释应当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逻辑起点,紧密联系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进行历史地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而要利用新技术就要对这种技术进行投资。舒尔茨在其代表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传统农业社会“贫穷而有效率”,它们贫困的原因并不是缺乏市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而是缺乏那些包含了新知识、新技术的现代生产要素。由此来看,启动经济增长、摆脱传统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状态的关键在于向新要素投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要求,所有的发展模式,不管通过何种途径、采取哪种制度,都必须实现这一目标。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农民土地、对外殖民掠夺和不平等的海外贸易,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作为被西方发达国家重重封锁的后发国家,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因素的制约下,新中国谋划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把国家工业化作为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投资的突破口。在“目标优先”导向下,这一阶段农业农村农民的职能定位是服从服务于工业化赶超发展战略,以及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和管理制度,承担着为工业化发展提供积累的历史重任。为此,采取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农业剩余、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方式,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实施这一发展模式的基础性制度,由此形成了工农、城乡之间体制性“二元结构”下的“中心−附属”关系和格局。在这套体制下,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这一发展的制度模式显然超越了西方产权理论所论证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模式,因此不能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性解释,但这一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起飞,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起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

  回过头来客观地看,这一发展模式下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牺牲农业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导致了工农、城乡的巨大差距和农民的普遍贫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终究是无法割裂的,在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中,农业农村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人口素质等经济社会的一系列重要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最终必然构成工业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传统发展模式下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农民的普遍贫困,也不符合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牺牲农业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殊条件下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当我们走过了最初的起步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农业农村农民的定位必须从过去的支持工业、城市发展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工农、城乡的协调和均衡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需要不断从剥夺农民土地权利转向还权与赋权。

  掀开这一转型历史大幕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改革取向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调整农村土地产权及其生产和利益关系、赋权农民以解放和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收益权“还给”了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改革释放出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国家更加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政策红利信号,为推动培育形成城乡、工农间“带动−反哺”新的关系和格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剥夺向还权、赋权转型的轨道,但并没有完成这一改革进程:一是在农地转用中实行的征地制度仍然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转让权,汲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以支持城市发展;二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现的赋权主要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收益权,尚未完成转让权、抵押担保权以及集体产权的赋权和确权。随着中国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农业农村农民职能定位的新的变迁,需要进一步深化赋权导向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1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新的发展阶段以来,重农固本、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关系到农村脱贫致富、国家安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国之大纲”。为此,国家先后推出城乡统筹、一体化、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重在进一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突出的“三农”短板、城乡差距拉大等瓶颈制约,明确提出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倾斜性政策,加快培育构建“带动−反哺”新的关系和格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赋权导向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这一发展阶段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针对前面提到的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如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并在征地制度框架之外,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使农民更多更好地分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从“两权分离”转向“三权分置”,推进农村土地转让权和抵押担保权改革、“三变”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等,赋予农民更多土地权利,切实尊重和发挥农民经营的主体地位,使广大农民在自主选择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和乡村多重内在价值的实现中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享共富发展。适应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农民职能历史定位重大变化的新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将朝着重构和形成城乡、工农间新的“平等−互补”关系和格局的方向推进。

  综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性转变的制度重构过程。这种产权与发展之间的关联是宏观的、历史的和复杂的,超历史和单一微观视角的西方产权理论范式及其核心观点并不支持这样的“产权−发展”分析,但是在贯彻历史性和整体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范式下,对产权与发展关系的分析本应如此。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剥夺向赋权的转型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对农民个体赋权,还是对集体赋权?西方产权理论认为,集体产权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损害公平。按照这一理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取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西方产权理论的这种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有产权无效论,一方面源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该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西方产权理论采取个体主义研究方法,偏重于资源配置、个人行为激励这样的微观效率问题,忽视平等、社会稳定、文化这样的宏观效率问题。这种产权分析范式在理解经济发展规律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因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系统中发生的复杂过程,不能只考虑微观效率,而忽视宏观效率。从发展的宏观效率着眼,不难发现农村集体经济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及其重要作用:一是为个体农户提供生存保障,维护社会稳定;二是支撑农村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供给,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三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促进农村社会平等的重要基石,而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平等是极为重要的。

  在西方产权理论中被忽视的宏观效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框架内能够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方法——唯物史观就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互动作用中来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将社会生产力抽离出来,作为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的:“马克思之基本哲学所着重者,是社会的整体性以及人之非经济性的本质”。从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代表着一种系统发展观,其政策意涵是,发展应当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平衡发展。这意味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不能仅仅体现微观效率的要求,还必须兼顾平等、社会稳定、文化等宏观效率要求,实现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某种平衡与兼顾。而一旦将产权研究的视角从微观效率拓展到宏观效率,立刻就能发现西方产权理论单纯从微观效率角度提出的私有产权有效论和公有产权无效论的片面性,也能发现宏观效率所系的公有产权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从宏观效率着眼,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集体主要扮演着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的角色,但同时也在服务农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维持农村社会内部的平等,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二是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农田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在国家大量汲取农业剩余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能够维持高度稳定并在许多方面实现相当程度的发展,与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上述作用密不可分,其历史功绩应当得到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后,土地等生产资料通过承包方式基本都被分配到户,农村集体经济普遍“空壳化”,无法有效履行上述职能,当前农村出现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耕地抛荒、农田水利衰败、环境脏乱差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从反面证明了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当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集体经济是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因此,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在当前的确权赋能改革中,不仅要对农民个体进行确权赋能,还必须对农村集体进行确权赋能,通过土地这一杠杆,撬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当前,在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深刻调整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使农民从从属地位转变为主体地位。在西方产权理论的视野中,农民与集体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农民的主体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集体不仅是农民的代理人,还是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是连接国家与农民的重要桥梁,并且后者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这种职能定位下,集体与农民的关系根本上取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传统体制下,集体的主要职能是提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这一要求与农民的直接利益是冲突的,在这种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下,必须更加强调农民对集体的服从,从而必然形成农民从属于集体的关系。随着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国家不再从农业农村汲取资源,反而向农业农村大量转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与农民关系中新的突出挑战,是要避免作为集体经济代理人的村干部控制、转移、侵蚀集体资产和侵占农民集体财产权利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落实农民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保证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实现这一转型的根本保障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颁证和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明确集体作为农民代理人的角色,从而为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上述转型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与此相适应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同样是特殊的和历史的。由此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型,重塑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一逻辑关系着眼于发展的宏观效率,带有明显的历史性、整体性特点,符合强调历史和整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范式,但与超历史性和单一微观效率视角的西方产权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中对土地转让权以及与此相关的抵押担保权的严格限制?在西方产权理论看来,限制转让权不仅会破坏市场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降低产权的经济价值,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因此是无效的产权制度。对一般的经济资产,这一观点或许能够成立,但在农村土地产权问题上则未必如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资产,还承担着重要的生存保障职能。作为生存保障,自然要求按人口均分土地、避免土地集中,这对土地产权制度提出的要求必然是禁止土地买卖和用于抵押担保,以避免农民失去土地。从发展的视角看,生存保障职能的意义在于促进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而生产职能的意义在于使得土地按照经济效率原则进行配置和使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农村土地的这双重职能是对立统一的:从统一性上看,这两重职能都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从对立性上看,生产职能要求放开土地产权限制,而生存保障职能则要求施加必要限制。但是,在单一经济视角的西方产权理论视野下,我们只能看到资源配置效率这种微观效率的重要性,看不到生存保障、社会稳定、平等等宏观效率的重要性,理解不了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辩证关系。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使得西方产权理论在土地产权限制与放开问题上,与在之前讨论的农村集体产权问题上一样,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发展视角下的全面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认识到土地的这种复杂属性及其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初步阐明了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路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这样一种不道德,只有自我出让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这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土地的生存保障职能及其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详细揭示了土地的属性、所有制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逻辑关系。他指出,在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农业后,“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这种转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但是,在当时的英国,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转型是在资本利益主导下进行的,采取了暴力、激进的转型方式,破坏了土地和农业承担的生存保障职能,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

  对于农村土地的这双重职能及其对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我们应当建立一种发展视角下的动态观点。从一般趋势来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土地的生存保障职能趋向于弱化,而生产职能日益增强,这种土地职能的转型将推动农村土地产权从限制到放开的转型。经济发展初期,国家无力为农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贫穷的农民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也非常薄弱,这使得农民和社会都高度依赖土地的保障职能,而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职能只能退居其次。此时,无论从发展的需要还是农民自身的利益来看,都需要对农村土地的转让权、抵押担保权施加限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家逐渐有能力为农民提供越来越高的社会保障,富裕起来的农民自身抗风险能力亦有提高,不再强烈依赖土地提供的生存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限制农村土地的转让和抵押担保,抑制农村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职能,将产生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限制土地转让使得土地无法实现适度规模利用,限制了现代农业发展,对粮食安全、农民持续增收、环境保护、食品安全都造成日益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对土地抵押担保权的限制抑制了土地的融资功能,降低了农民的融资能力和发展能力。可见,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阶段后,在发展初期必要的土地产权限制将日益丧失其历史合理性,转变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桎梏。

  由此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限制和放开两极之间的移动,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后期,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从突出生存保障、防止绝对贫困转变为追求更高发展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但同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土地在短期内仍然不能完全卸下其负载的生存保障职能。这样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必然处于一种“半放开半限制”的转型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历史耐心”,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既不能激进,亦不可保守。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当前中国重点推进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三权分置”“三变”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实质都在于调和农村土地的生存保障职能和生产职能之间的矛盾,实现限制与放开之间的某种平衡。具体而言,“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土地权能的分离,使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继续承担生存保障职能、同时通过经营权流转体现生产职能的要求,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分得过碎、影响农业经营效率的问题;“三变”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股份合作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实质是在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保证流转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持续的租金或分红收入,以资产性收益的形式继续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这种产权制度结构既有利于利用“新农民”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又能使“老农民”通过土地权利分享农业农村发展红利、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性,符合“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总体来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路径,坚持分类改革和试点推进,审慎地在限制与放开之间进行弹性调整。例如,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中量化给农民的股份一般不能对外流通,以避免农民丧失集体权益;在增强市场在农村土地产权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土地权利分配的社区性和封闭性,这主要体现在: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以出生地和血缘、亲缘关系为主要标准;虽然“新农民”也能通过租赁、入股等市场契约获取农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是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资格权只赋予身份性的“老农民”。

  之前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涉及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在法律层面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确权赋能、更好地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就一定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撬动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吗?在产权理论上,这是一个产权实现或“产权现实性”的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的“产权现实性”命题:“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拥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对于产权实现问题,马克思是从生产视角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强调,经济关系范畴的所有制是产权的物质内容,法权关系范畴的所有权是由所有制决定的:“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视角看,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研究必须跳出法律规定本身,着眼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过程,即农业生产来考察。进一步说,赋予农民的土地产权要具有带动农民增收、撬动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意义,就必须使各种农村土地产权嫁接在现代农业的基础上,因为传统农业的比较收益较低,这样的产业基础无法充分实现相关产权的经济价值,必然导致这些产权在现实中无法稳定和延续,成为某种“名义上”的权利。

  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重点研究产权的经济内容不同,一般来讲西方产权理论更多是从法律层面来研究产权。但是,也有一些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关注产权的实现问题,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是巴泽尔。巴泽尔认为,法律赋予的权利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权利,实际的“经济权利”与“法律权利”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法律权利会增强经济权利,但是,法律权利不是经济权利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不过,巴泽尔对产权实现问题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的生产视角,而是采取交易视角。巴泽尔将交易成本界定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由于界定、实现和保护产权存在正的交易成本,一些产权无法得到清晰界定或者法律界定的产权在现实中可能被侵占。这意味着,法律层面的赋权并不能保证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还必须进行相关制度建设,解决交易成本的问题。

  马克思和巴泽尔关于产权实现的上述思想表明,从发展的视角讨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能局限于相关法律本身的变迁,必须延伸到生产和交易方面,研究产权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问题,深入研究在当前深化农村产权改革中,如何通过配套改革,消除产权实现所面临的经济限制。在各种农村土地产权中,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涉及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是集体经济和农业家庭经营的巩固与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让资本来主导农业现代化、将农民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绝不可能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必须发展集体经济、巩固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然而,从生产和交易两方面看,集体和农户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上都面临一定的挑战。对集体而言,从生产层面看,集体常常缺乏发展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足够资本,难以有效经营集体土地,从而导致集体土地闲置;从交易层面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不完善,难以对集体代理人提供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常常出现代理人缺乏工作积极性或侵吞集体资产、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缺乏足够的自生能力,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即使法律给予集体所有权以严格保护,亦难以保证其在经济上的实现。农业家庭经营面临的挑战是,从生产层面看,经营规模过小,难以进行内部分工协作,与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不相适应;从交易视角看,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不畅,导致农产品难卖、市场价格频繁剧烈波动。这表明,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不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单纯的农业家庭经营已经不能成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这种困境突出表现为屡屡出现的耕地抛荒现象。

  上述分析表明,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在经济上的实现,首先要求发展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夯实农村土地产权的物质基础。为此,需要着眼于农业全产业链,加大投资力度,补齐农业生产环节以及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化物流、仓储、深加工等上下游产业链短板,构建整条农业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应当增强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农田水利、道路等传统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幅度改善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瞄准现代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向,加强网络通信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环境,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市场,吸引、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资金、资源投入现代农业和乡村建设。要大力培育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和支持农业企业集团在育种等重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加快推进中国农业从“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向“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转型。

  现代农业的发展仅仅是为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并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和农业家庭经营,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在农业家庭经营方面,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政策导向:目前,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和基础是家庭经营。企业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职能定位应当是为农民提供生产性服务,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创造包容性、普惠性的经济机会,而不是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排挤出去、代替农民种地——这是“三农”领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同样地,农业补贴也应当更多惠及广大小农,避免发生公司、大户俘获补贴的问题。更加基础性的政策措施是,通过合作社、集体经济等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加快对兼业小农的改造,培育专业化、市场化、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性小农”,提升小农本身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对于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确权赋能和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基础上,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体制创新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股份合作制的优越性在于,既能解决集体在发展现代农业上面临的资金、技术、市场销路等瓶颈,又能通过产权结构多元化,增强集体经济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提升经济效率。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机制,如清查集体资产,实行村账乡管、第三方记账,规范土地流转合同、加强财务审计和财务公开,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规范发展。

  从产权实现的角度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立法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模式的逐渐转型、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渐进调整中实现。因此,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实现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与法律层面的问题一样,都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解决。显然,这一产权分析同样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产权分析范式的历史性和整体性特点,同时也适当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产权理论关于产权实现的交易视角的分析。

  本文尝试建立一种发展视域下的产权分析,基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宏观视角,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和演进方向。从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断探索适合市场经济环境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新的实现方式的过程,通过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不断深化改革,适应中国发展阶段的转型。这个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从工业中心导向下工业单线突破式发展阶段,向以农业为本、发挥农村内在优势、保护农民利益新的取向下城乡融合共富发展阶段战略转换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最初的仿效摸索发展、到逐渐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中国创新探索适合自身特殊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独特规律的曲折发展过程。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发展视角的审视,应当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中深刻洞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立场的“不变”与改革不适宜生产力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变”的辩证统一的发展大势和总体方向。

  这种宏观、历史和系统的产权分析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范式。从方法论上讲,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宏观角度,对产权进行历史和系统的分析,符合发展的历史性与系统性,能够科学地揭示产权与发展之间多维、动态的复杂关联。超历史和单一微观效率视角的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与发展关系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浓厚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极简叙事,既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不能客观地揭示出产权和发展之间的复杂和多维关联。这种产权分析,无法从发展的阶段性、历史性和发展模式的具体性、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复杂逻辑。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从单纯的微观效率角度来看产权和发展,无法理解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然将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引向私有化的错误方向。当然,西方产权理论并不是全无价值,其中从交易视角对运行层面的产权问题进行的技术性分析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亦有借鉴意义,因为集体产权同样存在交易层面的问题,必须重视相关治理机制的建设。但是,这种借鉴应当谨慎地限制在运行层面,而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根本方向。我们反复强调的是,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根本方向的把握一定要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角下,进行历史的分析。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中国故事”的主旋律,讲好发展的“中国故事”,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和重大机遇,而颇具中国特色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路径正是解释中国发展故事的重要制度密码。基于此,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产权和从产权的角度研究发展,应当成为当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发展视角下的产权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指导下,紧密联系中国自身的实践,进行产权研究范式的重大创新,而绝不能简单地将西方产权理论照搬于中国发展和产权问题的解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基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研究”(2017XJY015)的阶段性成果,李萍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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